平扁的世界

從職場到哲學

在科幻小說《三體》中，有一個經典概念叫「降維打擊」—— —個高維度文明可以瞬間摧毀低維度的存在，無聲無息、無法防禦。這次主角不是外星人，而是 AI。從會下圍棋的 AlphaGo，到會寫詩、畫畫、編曲、寫論文的生成式 AI，我覺得幾乎可以確定：我們不再是這個世界中最聰明的生物了。

​比爾·蓋茲（Bill Gates）近期在接受訪談時表示，人工智慧（AI）在未來十年內將顯著取代醫療和教育領域的專業人士。他指出：「目前，優秀的醫生或教師仍屬於稀缺資源，但隨著 AI 的發展，這些專業知識將變得免費且普及。」

誰能預測未來？

人類歷史的核心，其實一直圍繞著這兩個問題：誰更聰明？誰能預測未來？

從到古希臘的神諭祭司，從戰國的鬼谷子，到近代的愛因斯坦，我們總是崇拜那些能看透未來的人。因為「預測未來」就等於掌握命運，而「更聰明」往往意味著支配權。

過去的世界，是一個金字塔型的智慧社會。如果你想掌握未來，你必須努力讓自己站到頂尖的至少 10%。你得考進好大學、苦讀無數夜晚，獲得專業知識與認證，然後才可能進入某些菁英圈層。那些人，說話的方式、思考的邏輯、對未來的判斷，都與 90% 的人不同。你可以從一個人身上，看出他「是不是某個圈子裡的人」。

這是我們長久以來相信的社會階層模型：你必須夠聰明，才能觸碰未來。

這個邏輯正在被打破。當 AI 開始主導數據分析、投資決策、醫療判斷，甚至人生建議，智慧的重心正在悄悄移動。智慧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，不再來自多年的苦讀或專業訓練，而是透過 API、模型、演算法與 prompt，被「平攤」出去的力量。

你不再需要懂財報，就能預測股市走勢。你不再需要學寫程式，就能打造一個網站或機器人。甚至你不需要經過專業訓練，就可以透過 AI 做出一份簡報、一張專輯封面、甚至一份論文架構。這世界的起跑線會被壓平到非常平均，一個「平扁的世界」。

在這個世界裡，人人都可以接觸智慧，而高智慧本身，也開始失去傳統的稀缺價值與階級意義。所以，這篇文章我們想討論幾個思考問題。

當努力不再等於成果

我有個朋友的公司，最近裁掉了兩位資深的某某專員。不是因為他們能力不好，也不是績效不佳，而是因為 AI 工具已經能夠產出一樣的內容，甚至更快、更便宜。
主管只說了一句話：「我們不能再用人的邏輯經營公司了。」

這句話聽來冰冷，卻揭露了當代企業的真實心聲——效率是唯一標準，而不是人。

這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：如果努力不再等於成果，還需要「勞動倫理」嗎？

在工業時代，勤勞就是價值。清晨四點起床、流汗流血換得一日工資，這樣的付出與回報之間存在一種「可見的公平」。到了知識時代，腦力與創造力變成核心，誰擁有更多知識與技能，誰就能換得更多報酬與地位。那時，我們仍相信：透過學習與努力，就能跨越階級，追上未來。但如今，在 AI 的時代，即使你聰明、努力、有創意，也可能輸給一套訓練良好的模型，或者一個懂得下 prompt 的大學畢業生。

努力，不再是價值的保證書。時間，也不再是成果的等價交換。

這種變化並不只是「效率提升」那麼簡單，它正在鬆動整個社會對「價值」的基本共識。如果我們過去這樣定義價值：

他的努力，他的工作時間，他的產出能力，他的專業技能或他的服務。

但如果未來的社會只需要一個操作平台的使用者，便能瞬間生成數十份簡報、企劃、廣告腳本，那麼，我們還如何去衡量「一個人的勞動力」？這是一個真正沉重的問題，因為我們對自身存在意義的認知，很大程度建立在「我有貢獻，我有用處」這種假設上。未來也許不再需要 10 萬個專業人士，而只需要一套非常會整理知識的模型。不再需要每個人都努力工作，而是只需要更好地「選用工具和流程」。

這樣的社會，會不會更有效率？會。但人的價值該怎麼重新定義呢？

也許，有一天我們必須徹底改變對「工作」的理解。不是以「產出多少」來定義一個人的價值，而是以「這個人如何使用時間」來重新設計價值的評價方式。

也許我們將迎來一種新的倫理，不再是「勞動倫理」，而是「存在倫理」？不是看一個人能生產什麼，而是看他能活出什麼。這樣的轉變應該會是一場人類文明層級的自我重建。

如果有個從不犯錯的 AI ?

秦始皇一統六國後，曾問李斯：「如何讓天下長治久安？」

李斯的回答是：「書同文，車同軌，令出一口。」這句話，其實就是最早的中央集權治理邏輯：讓所有人說一樣的語言，遵循一樣的規則，聽從同一個命令。

這種制度的優點很明顯：一致、快速、高效——而這，正好就是今天 AI 最擅長的事。想像一下，一個 AI 系統能即時掌握每一位公民的健康數據、消費行為、行為軌跡，它能預測犯罪、控制交通、即時分配醫療資源、甚至依據你過去的選擇做出最佳政策建議。它不會貪污，不會累，也不會任性地改變規則。

那麼，我們會自願交出選擇權給一個從不犯錯的 AI 嗎？

我們每天搭 Uber，系統根據價格與位置為你自動配車；
你看 Netflix，它根據你的觀影習慣自動推薦影片；
你滑 Facebook，它選擇你會「想看到的」內容，餵給你。

這些不是你自己「選」的，是演算法根據你的數據「幫你選」的。你以為你自由選擇，其實只是接受最不痛苦的那個預測。這樣的生活方式久了，會產生一種習慣性。太多選擇變成一種負擔，很可能就會主動放棄自由，轉而選擇效率。這不是奪權，而是你甘願交出決定權。因為它真的比較快、比較準、比較不會出錯。

哲學家漢娜．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曾在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中指出：極權最深層的危機，不是來自統治者的暴力，而是來自人民內心的空虛。

當人們不再願意承擔自由的重量，當人們厭倦了做選擇的痛苦，一個「永不出錯的系統」自然就會變成最令人安心的依靠。而 AI，正是這樣的系統：它溫柔地、效率地，把選擇慢慢從我們手中接走，讓我們不必承擔後果，只要享受預設好的結果。

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極權從來不需要強迫——只需要比自由還要「方便」。而我們人類，會不會在不知不覺中，把未來交給演算法，然後失去自己呢？

如果不用工作賺錢？

或許，這一切不全然是壞事。如果我們願意承認：AI 並不是來取代我們的，而是來解放我們的——那麼，我們所處的，也許不是終點，而是一個全新的開始。

這是人類文明第一次，有可能把「生存的壓力」，不段要去提供價值這件事給外包出去，讓機器去面對繁瑣的計算、重複的溝通、無窮的資訊整理。設想一個未來社會：你不需要再為了工作而工作，AI 幫你賺錢、處理帳務、甚至管理生活。你有時間與朋友深談、有機會陪伴父母、有餘裕創作沒有產值的詩。你甚至可以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，閱讀你從沒時間打開的書，去看更多、想更多、愛得更深。

這樣的願景是迷人的，很像極了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筆下的「自由公民」—不再被勞動與物質捆綁，而能專注於追求真理、智慧與心靈的提升。

你不用自己選擇旅遊行程，AI 幫你安排好最適合你的景點。
你不用自己挑選戀人，AI 根據你的歷史與基因匹配出完美對象。
你甚至不用思考今天該做什麼，AI 告訴你怎樣安排才能最健康、最開心、最高效。

一切都更「準確」。你做的每一個選擇，都是「經過計算的最佳解」。

到最後，我們可能變成了一種「被優化過的存在」—看起來快樂、高效、整齊，但內裡空洞，因為我們已經喪失了選擇錯誤的權利。或許，真正的挑戰不在於「AI 能不能做得更好」，而在於：當我們什麼都不用做的時候，我們還會想成為誰？

文明不會等待誰，AI 也不會問你「準備好了沒」，但我認為已經可以問問自己—如果不用工作賺錢，你想怎樣活著？

活出例外的勇氣

或許，我們即將邁入一個不再需要努力的時代，知識被壓縮成算力和演算法，抉擇被包裝成預設值，連「意義」這種終極問題，也能被 AI 用數據輕鬆回答。

但也許，我們該學著把焦點放回「不確定」這件事上。正是那些無法被計算的時刻，才讓我們活得像人。我們的選擇、情緒、懷疑、悔恨、掙扎——這些看似低效的東西，也才是人類文明的靈魂，才是自由的根基，才是無法被 AI 取代的事。

如同電影《秘密會議》中那句令人動容的台詞所說：

“Our faith is a living thing, precisely because it walks hand in hand with doubt.”
「信仰正是因伴隨著懷疑而具生命力。」

“If there was only certainty and no doubt, there would be no mystery — and therefore no need for faith.”
「如果內心確信不疑，就沒有奧秘，也就不需要信仰。」

所以，如果我們真要祈禱一件事，那就讓我們祈禱：未來的社會，仍會選擇一位懂得懷疑的領導者，或者是每個人；更重要的，是我們自己——仍保有懷疑的勇氣。因為是不是只有這樣，在這個被被壓扁的世界裡，才有機會活出一種真正立體的人生？